患者，女，56岁，因左下颌及颈部肿块1年，于2004年10月10日在广州某医院住院确诊为非霍杰金淋巴瘤，B细胞来源，分别于2004年10月18日、11月8日、12月4日、2005年1月6日进行4次化疗（CHOP方案）。患者曾经于2004年1月检查发现“HBsAg阳性”，既往肝炎病史不详。化疗中出现明显乏力、恶心、眼黄，2005-1-30检查 ALT1597U/L，AST2800U/L，TBIL224.3umol/L，DBIL139.5umol/L，ALB31.8g/L，CHOL2.39mmol/L。PT42.3秒（正常对照11~13秒）。于2005-2-3转入南方医院。查体：体温36.5℃，精神疲惫，轻度贫血貌，胸前有数枚蜘蛛痣，无肝掌，皮肤、巩膜重度黄染，心肺无异常，腹部平软，无压痛，肝脾肋下未扪及，莫菲征阴性。HBsAg/HBeAg/HbcAb阳性。B超提示肝内光点粗糙，回声分布欠均匀；胆囊壁模糊；中量腹水。CT：1.肝硬化，腹水；2.胆囊炎。明确诊断：1. 非霍杰金淋巴瘤；2.慢性重型乙型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肝硬化，C-P评分11分；3. 药物性肝炎。给予拉米夫定抗病毒、综合护肝治疗63天，病情有所缓解后出院。出院时ALT36U/L，AST89U/L，TBIL139umol/L，DBIL109.6umol/L，ALB39.6g/L；PT20.4秒。HBsAg+，HBeAg-，HbeAb+，HbcAb+。HBV DNA定量<1×103copies/ml。

2005-5-23患者因颈部肿块，进行性呼吸和吞咽困难20天，再次入院。入院查体：贫血貌，颈前、下颌、口腔软腭部多个肿块物，质硬，活动度差，无压痛，大者7cm×9cm，小者2 cm×4cm。吸气性呼吸困难，皮肤、巩膜轻度黄染，腹水征阳性。ALT50U/L，AST108U/L，TBIL41.5umol/L，DBIL31.9umol/L，ALB29.2g/L。PT18.7秒；C-P评分9分。血常规WBC4.0G/L，RBC2.66T/L，Hb98g/L，PLT51G/L。CT：双侧颈部多发淋巴结肿大。B超：1.肝硬化图象，左肝叶弱回声光团；2.胆囊炎，胆囊息肉；3.腹膜后弱回声光团（淋巴结）；4.中量腹水。经过骨髓等检查诊断：非霍杰金淋巴瘤，Ⅳ期。颈部肿大淋巴结压迫气管，患者坐卧不宁，必须尽快解除呼吸道压迫导致的气道梗阻。因口咽部肿物阻挡，无法进行气管插管；因肝功能差以及出血危险，气管切开也较危险。只能通过化疗使肿大淋巴结缩小。但在肝硬化肝功能非常差基础上化疗，肝脏有进一步损伤、肝衰竭危险。全院会诊后确定CHOP方案谨慎化疗（环磷酰胺800mg，表阿霉素40mg，长春新碱2mg，一次静脉滴注；强的松80mg（美桌乐64mg），qd，连服5天），间歇2周，再次重复以上化疗。初次化疗前2天予美罗华（B细胞CD24单克隆抗体）500mg一次静脉滴注。同时积极输血小板、提升白细胞（促粒细胞生长因子）、补充白蛋白、利尿、拉米夫定等综合治疗。具体治疗反应如下：

2005-6-1美罗华500mg一次静脉滴注，出现寒热，对症治疗3小时后症状缓解。次日肿大淋巴结缩小，呼吸困难解除。随后进行首次化疗，患者出现中度乏力。

2005-6-23开始第2次化疗。患者反应较重，食欲减退，极度乏力，外周血全血象降低，WBC0.55G/L，Hb90g/L，PLT23G/L。ALT41U/L，AST18U/L，TBIL88.4umol/L，DBIL53.7umol/L，ALB38g/L。

2005-7-18给予三氧治疗（三氧自血回输/三氧直肠灌注，MAH+RI），自血回输三氧浓度为30ug/ml，三氧直肠灌注浓度为20ug/ml，每周3次。

2005-7-23第3次化疗，患者精神食欲良好，无明显乏力等症状。患者及主管医生感觉化疗不良反应明显较第2次化疗轻。2005-8-3实验室检查：WBC1.91G/L，Hb69g/L，PLT76G/L。ALT60U/L，AST57U/L，TBIL67.5umol/L，DBIL40.1umol/L，ALB38.6g/L；PT14.6秒。C-P评分6分。

2005-8-16第4次化疗，并顺利完成。结束化疗时，患者肿大淋巴结缩小（0.5cm×1cm）。精神食欲良好，无明显乏力症状。血象WBC3.0G/L，PLT36G/L。

2005-8-23出院。

该例患者及诊疗经过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年女性，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基础上患非霍杰金淋巴瘤；2、3个月内完成4次化疗（CHOP方案），淋巴瘤疗效显著但出现肝功能衰竭（Child-Pugh评分由11分）；3、距首次化疗结束后4个月肝功能逐渐有所恢复（Child-Pugh评分9分），但淋巴瘤复发；4、美罗华及再次CHOP方案化疗2次后，肝损害加重；5、加用三氧治疗，继续完成原方案化疗，淋巴瘤疗效显著，未出现肝衰竭，反而肝损害减轻。

有资料显示，慢性HBV感染者化疗有70%会出现肝炎肝损害，拉米夫定预防性抗病毒治疗也有30%患者出现肝损害。该例患者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慢性HBV感染化疗后肝衰竭，具有典型代表性。经抗乙肝病毒、综合对症治疗后，肝功能有所恢复（Child Pugh评分由11分降低为9分）。淋巴瘤复发后出现气管、食管压迫症状，又面临必须再次化疗，但很可能象首次化疗一样，患者会出现严重肝功能衰竭，况且当前的肝功能状态比上次化疗更差。在2次化疗后，如同我们担心的那样患者肝功能显示恶化（CP评分10分），症状反应明显。此时，我们加上了三氧治疗，继续原化疗方案及常规综合治疗，患者未出现肝功能衰竭，而且症状和肝功能指标反而好转。这一变化提示三氧可能有肝脏保护作用。

对三氧初步研究显示有以下三方面作用：（一）增强红细胞代谢，使红细胞内2，3二磷酸甘油酸（2，3-DPG）增加，血红蛋白的氧亲和力减弱（氧和曲线右移），即向组织输送氧能力增强[2]，有改善微循环作用；（二）诱导产生多种细胞因子（Cytokine）。Bocci等研究发现在非常窄的浓度窗范围内，臭氧具有特殊的生物免疫学活性，可诱导机体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IL-1、2、4、6、10））、干扰素（IFN-β、γ）、肿瘤坏死因子（TNF-α）、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及转化生长因子（TGF-β1）等细胞因子，达到激活和调节免疫系统作用[1，4]。被阐明的另一有趣而重要的现象是，臭氧浓度是决定以上细胞因子诱导成功的关键。诱导产生不同细胞因子的臭氧浓度不同，诱导产生IFN-γ臭氧浓度为11.5ug/ml；IL-6和TNF-α是25ug/ml。（三）激活细胞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能力[3]。体内抗氧化作用有以下机制：超氧化物岐化酶（SOD，superoxide dismutase）分解超量的过氧化自由基；过氧化氢酶（catalase）分解过氧化氢；谷胱甘肽超氧化物酶(glutathion peroxidase)分解有机过氧化物；磷酸戊糖旁路代谢中的6-磷酸葡萄糖脱氢酶(glucose-6-phosphate-dehydrogenase)增加单氧酶体系的供氢体（NADPH）形式的抗氧化还原能力。臭氧作为超氧化物能激活以上抗氧化酶，起到“以毒攻毒”作用。这一作用有助清除慢性炎症过程中形成的自由基，由此可用于治疗慢性关节炎症和血管炎症，以及抗衰老作用。在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研究中，自由基起到重要作用。在器官缺血再灌注前应用三氧，通过激活SOD，提高细胞抗自由基氧化作用，可以减轻器官损伤 [5]。药物性或化学性肝损害机理之一也是产生超氧化物和自由基（如四氯化碳等）。

1．Bocci V. Ozone as a bioregulator.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of ozonetherapy today. J Biol Regul Homeost Agents.1996;10:31-53）

2. Hoffmann,A., Viebahn,R. The influence of ozone on 2,3 diphosphoglycerate synthesis in red blood cell concentrates.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ozone world congress,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2001.

3. Larini A, Bianchi L,Bocci V.The ozone tolerance:I]Enhancement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s ozone dose-dependent in Jurkat cells.Free Radic Res.2003;37(11):1163-8]

4. Larini A, Bocci V. Effects of ozone on isolate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Toxicol In Vitro. 2005;19(1)55-61.

5. Peralta C ,Xaus C, Barttrons R, et al. Effect of ozone treatment on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adenosine production during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Free Radic Res.2000;33(5):595-605.

6. Torossian A, Ruehlmann S, Eberhart L. et al. Pre-treatment with ozonized oxygen (O3) aggravates inflammation in septic rats. Inflamm Res. 2003;53Suppl2:S122-5.